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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怒皇帝被下狱皇帝临终前承认错误甚至对其念

时间:2019-09-15

  夏原吉不是一个具有革新精神的管理者。他所采用的基本上都是传统的创收方法,例如削减不必要的开支,调整合理的税收,严格限制以发放盐引的方式换取边境地区食物供给的行为,以及抑制通货膨胀和其他投机倒把行为的泛滥。同时他还鼓励开荒及推动合法贸易的发展。夏原吉所采取的方法成功地达成了其施政目标,在其首次出任户部尚书期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在他的同僚及传统史学家眼中,夏原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够将财政专长与儒家传统道德结合起来,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与大多数财政专家不同,夏原吉并不沉溺于扩充财富,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

  由于其一位持相同政见的同僚自杀,这更加激怒了太宗,使得夏原吉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此人是于1409年至1421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方宾,他的死(1421年11月11日)促使朱棣下令抄没夏原吉的财产。虽然在1424年8月朱棣驾崩时,夏原吉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仍然在押,并且在接下来的两任皇帝统治期间他又重返仕途,直到1430年去世为止,然而,1421年的失宠为夏原吉树立了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形象,获得了其同僚及后世史家的极高尊重。一位皇帝在弥留之际还提起一位“失宠”的大臣,并且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对那位大臣予以肯定,这实在是十分罕见。在夏原吉这件事里,朱棣于回京途中驾崩,据记载在临终 之际他曾发出“原吉爱我”的感叹 。

  事实上,夏原吉与其他四位同僚在任职期间至少经历了三位皇帝,使明代在严苛动荡的环境下保持了极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其余四位大臣为蹇义、杨士奇、杨荣及金幼孜。在最初的三年里,夏原吉在都城南京以外任职,他的行政能力得到了证明他被派去处理长江下游洪水不断泛滥的问题,当地政府未能予以解决,需要朝廷给予大力支持。夏原吉同一些官员对周边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与当地灌溉专家进行了磋商,随后他建议将洪水导入主河道,上接太湖,下连长江,最后汇入大海。此前长江的淤泥沉积非常严重,一些河道被完全堵塞。夏原吉的主要工作是疏浚河道,将河水导入常熟的白茆港、太仓的刘家港以及上海北边的吴淞口,同时在需要的地方修建水闸和堤坝。这项任务役使了十余万劳工,耗时一年以上。

  夏原吉第二次出任户部尚书的五年半的时间里,则以另外一种形式充满坎坷。两位皇帝朱高炽和朱瞻基对其十分信赖。仁宗朱高炽非常感激夏原吉以许多巧妙的方式保护其太子的地位使其免受密谋者的威胁。至于宣宗朱瞻基,早在1410年他在夏原吉的指导下治理北京地区时就已经对其十分了解。当时,他的祖父太宗朱棣领兵在长城以北征战,而他的父亲正于南京处理国事。夏原吉在年幼的皇孙身边工作了五个月,其能力与智慧在当时年仅十一岁的朱瞻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正式迁都北京后,他又至少四次陪同朱瞻基、数次陪同其父朱高炽往返于两京之间。因此,当朱棣在临终前仍对夏原吉念念不忘的消息传开后,夏原吉接下来的仕途就很明朗了,不仅恢复了他的地位,得以伴随在新任皇帝左右,而且获得了比之前更大的权势。

  与扩充朝廷府库的辉煌计划相比,他更加关注财政的审慎与稳定,财政支出所承担的责任,以及朝廷必须展现出的仁慈与慷慨。在充斥着大量军事行动、远洋航海及大规模建设工程的年代,这种姿态很难满足朝廷的需求,夏原吉在太宗朱棣统治时期 挨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直到1421年11月被判监禁,这也是对其忠诚的种考验。 在某种程度上,夏原吉的短暂失宠也许可以被视为其仕途中的一座里程碑。以缩减不必要的开支为主要理由,夏原吉反对朱棣亲自指挥军队北征蒙古。尽管这一建议激怒了太宗,他仍坚持己见,于是被处以监禁。他的行为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因为对于那些冒犯君主的官员们来说,由内廷宦官控制的锦衣卫大狱是凶多吉少之地。

  不幸的是,仁宗朱高炽在位仅十个月即驾崩,而年轻的宣宗朱瞻基更加雄心勃勃而且期待迅速取得成效。夏原吉抑制通货膨胀的尝试并未成功,面对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宣宗以其年事已高为由,于1428年末任命夏原吉为高级顾问,实际上是令其致仕。夏原吉获得极高敬重,并仍然维持原俸直至去世,虽然仍然保留其名义,但是他作为财政官员的仕途实际上就此终结,此时两位更为大胆而顾虑较少的官员接替了夏原吉的职位,二人孤注一掷地扩大税收征收范围,以抑制通货膨胀、挽救纸币流通体系。有趣的是,其中一位就是郭资,他曾于1421 年从夏原吉手中接管户部,但于1424年被取代。事实上,郭资比夏原吉年长六岁,这说明宣宗朱瞻基并不是真的在意年纪问题,而是与夏原吉的稳健保守和过分谨慎相比,宣宗更倾向于郭资积极进取的作风。

  1404年的大部分时间,夏原吉都在亲自监督工程的进行。虽然他未能永久性地解决水患,但是仍使该地区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避免了严重的洪水泛滥。值得注意的是,夏原吉很大限度上借鉴了北宋单锷(1031—110年)的著作《吴中水利书》,此书是作者对长江下游水系的经典研究著作,对于明代后期该地区水患的治理仍具有极大借鉴意义。郁新死后,夏原吉于1405年8月接任户部尚书,直至 1421年11月离任,长达十六年之久。在其间的十五年里,实际上由夏元吉一人独自掌管户部;只有在1421年的11个月里朝廷另外任命了一位尚书郭资(字存性,1360年—1434年1月15日)。郭资比夏原吉年纪稍长,从14世纪90年代开始管理北京的政务,尤其是在1408—1420年迁都期间,他作为北京公共工程建设的监管者取得了突出成就,并于1421—1424年以 及1429—1434年间出任尚书。

  1424年 9月,夏原吉试图通过引导富人直接用纸币购买收益颇丰的盐引,而不再以运送粮食到边境地区的方式来换取,以从流通中回收纸币。这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在1425年2月,夏原吉又增加了一些征收纸币的商业税,有计划的销毁旧币,并减少新纸币的发行,同时禁止在一切交易中使用金银。此外,夏原吉还说服仁宗朱高炽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停止无利可图的金银矿开采及稀有宝石、熏香和香料的采购,同时终止“宝船”赴东南亚和印度洋的远航。夏原吉还建议 朝廷放弃对安南承担更多的义务,这项建议后来被证明是十分明智的。

  夏原吉(字维喆),在1402年至1421年间及1424年至1430年间担任户部尚书,祖籍江西德兴。夏原吉的祖父与父亲均远赴他乡任职;父亲曾出任湖广湘阴教谕,便因此决定举家定居于此。[关于夏原吉祖父的记载似乎与杨士奇父母的记载相混淆。无论如何据说夏原吉的祖父丧命于元代叛乱频发的时期,此时他在湖广行省衙门中 担任主事。在1373年夏原吉的父亲夏时敏(卒于1378年)接到湘阴教谕的任命之前,夏家一直住在岳州以北地区。随后举家入籍湘阴。1390 年,夏原吉考中举人,并被推荐入太学读书。不久,夏元吉 被选入内廷抄写文诰,并引起太祖朱元璋的注意。不到两年,他被提拔为户部主事,除了短暂的间隔,夏原吉 在户部任职直至去世。户部尚书郁新对其颇为看重,任职期间夏原吉为照料年迈的母亲而离职一年,归任后即被升(1398年7 月)为户部右侍郎。

  夏原吉在另一个方面的声望也同样值得关注。1411年至1418年间,夏原吉成为《太祖实录》的监修之一,随后他还参与了《太宗实录》和《仁宗实录》的 编纂。因此夏原吉是对明代前五十七年历史最有发言权的四个人之一,另外三人分别是杨荣、杨士奇和金幼孜。大约在同一时期,夏原吉编撰了一部明代的开国史,题为《一统肇基录》。 夏原吉著有部分散文及诗歌,由他的儿子夏瑄(字韫辉,又字韫华,1418 1478年)整理为文集,题为《夏忠靖公集》(六卷)。夏原吉的孙子夏崇文(字廷章,1456—1507年)重新辑录刊行了另外一个版本,该版本收录了大量夏原吉的生平资料。

  在惠帝朱允炆统治期间,夏原吉于1399年3月被派至福建出任采访使似于后来的巡抚,不久移驻湖广蕲州。1402年朱棣登基时,夏原吉仍任职于当地。关于夏原吉是否值得信赖曾引起过朝廷的疑虑,但朱棣还是擢升其为户部左侍郎,后升任户部尚书,前后仅两月有余。这样,他加入了一个由朱棣亲自挑选的充满朝气、前途光明的团队,这些人年龄均在三十岁上下,在接下来的二十到三十年里掌控着帝国的权力。

  夏原吉作为户部尚书的最后几年里处境十分艰难,并不是因为他缺乏保障或被削弱了权力,而是由于前些年的挥霍无度及雄心勃勃的计划已经耗空了国库,而夏原吉无法解决这些主要的财政问题。他所面临的 最严峻的财政问题是朝廷发行的纸币多年来持续贬值。夏原吉不得不想办法 在他复职一个月内抑制剧烈的通货膨胀并恢复纸币的正常使用;但是直到五年 后夏原吉去世为止,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夏原吉解决这一问题的两次尝试主要是基于当时的共识,即“纸币过多就会贬值;纸币缺乏则会升值。

  这一时期是多事之秋,夏原吉在解决此期间的财政问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夏原吉与太宗十分亲近,于 1409、1413和1417年三次随驾前往北京,直到1420年正式迁都前,他一直留在北京陪伴朱棣。很显然,在商讨一些大政方针时,夏原吉往往在场,而且在朝廷推行的财政政策中总是能看到他所提建议的影子。然而,夏原吉的主要成就在于他能够筹备到实现皇帝心中宏伟蓝图的必需物资。特别是,明朝能够持续进行耗费巨资的安南之战、由朱棣亲自统军的蒙古北征、郑和前五次驶往印度洋的远航以及新都北京的工程建设和至少十万户家庭从南京到北京的转移工作,这些成就均要归功于夏原吉。每当皇帝问起朝廷的资金和粮食储备数量时,夏元吉总能够回答出确切的数字,他的这种能力广为人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总是将户口、府库和田赋盈亏的具体数据随身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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